工作总结

十七届六中全会宣讲稿:文化软实力与核心价值观

时间:2020-05-06 04:45:06  作者:shenjz  阅读: 关键词: 宣讲 全会 六中

十七届六中全会宣讲稿:文化软实力与核心价值观

公方彬 国防大学、教授
 
  我今天讲三个问题。第一,强调文化软实力问题。讲中国文化软实力真正在中国崛起过程中起支撑作用。第二,突出强调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问题。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肯定要核心价值体系来支撑。第三,强调信仰、信念问题。因为文化建设的归宿问题是和人的精神追求,价值追求相联系的。

  一、国家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

  (一)关于话语体系

  现在全世界都在讲大国崛起问题。什么是大国崛起?大国崛起是文明的崛起,只有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发挥引领作用,才敢言崛起。我一直强调,中国需要大国启蒙教育,一定要弄清大国崛起的本质是什么。虽然现在全世界热炒中国大国崛起,但对此也有人表示质疑,据说英国的铁娘子撒切尔讲过这样一个观点,现在谈中国的崛起为时尚早,因为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文化,中国尚未创造出征服西方世界文明的成果和生活方式。有一种说法就是讲,国家有三个层次,三流国家出口产品,二流国家出口标准和规则,一流国家出口价值观和文化。可以说,不能出口价值观和文化的国家不叫大国。这就点到了中国要崛起的重点在哪里。中央之所以要重视文化建设,是认识到大国的崛起绝不仅仅决定于GDP 。假如GDP是一切,中国就没有衰落。1820——184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比目前美国要高。虽然这个数据不太准,但说明了当时我们的经济力量是很大的,很强的。这就说明了GDP不是一切。假如GDP是唯一指标,我确信中国超过美国并不遥远。所以大国的崛起只是定在物质领域也崛起不了。假定要崛起的话也维持不了长久。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增加国家的软实力。我们急于增强软实力,增强话语权,但是软实力怎么提升?用我们现有的话语体系我认为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的话语体系与主流世界不接轨,至少和西方社会不接轨。我们讲出来话别人听不懂。我讲一个小故事来说明。有一个招商团到法国去招商。团长的开幕词就凸显了双方话语系统的差异。他说“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巴黎”。这是前半句。讲的很动听,但与事实有些不符。因为巴黎与北京不一样。北京是四季分明,到了春天就春暖花开了。而巴黎是温和的海洋性气候,没有酷暑和严寒,很难说哪几天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关键是后半句出了问题。后半句他怎么讲,他说“巴黎人民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这句话让巴黎人民找不着北了。“我们有革命传统吗?”一查还真有,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但那是200年前的事了。目前西方走的是议会政治的道路,“革命”一词早就淡出了他们的话语体系,这与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天天讲传统教育。今年是建党90周年,讲得更多。讲多了就去教育法国人民,可是法国人听不懂。我想说用我们的话语体系提高我们的软实力很困难。突破口在哪里?其实就是六中全会《决定》里讲的文化上的突破,必须通过文化的突破才能提升文化软实力进而是国家的软实力。必须有文化的力量。

  (二)关于文化的力量

  提升文化软实力用老办法不行。用什么呢?文化的力量。我们看一下人类文明史,看一下中国的文化史,就会很清晰地看到文化的强大力量。

  先看一下世界,看人类文明史。

  古代罗马的崛起。它把它的建筑和雕塑带到了它的属地。罗马的崛起有三次。第一次是武力和血腥。第二次是《罗马法》颁布实施。公元前450年矗立于罗马广场青铜板上的《十二铜表法》,影响了世界的成文法。第三次是宗教。公元313年,西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米兰发布了《米兰敕令》,使基督教合法化,由此影响世界。你看文化占了什么比重。

  近代葡萄牙、西班牙的大航海运动,通过海外殖民,它把他们的语言和习俗带到了人口和面积超过自身几十倍的国家。小小的葡萄牙,改革了中国的指南针、西方的帆船,把天文学、数学引入航海,由此把所谓“畏途”的大西洋变为“通途”,影响了世界。法国的崛起,把法兰西的哲学和文学艺术带到了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国家。英国的崛起,把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带到了三分之一的地球,即使今天你在它曾经的殖民地,仍然可以看到下午茶、左行驶、教育制度、判例法。

  当代美苏争霸的时候,苏联也是把红色文化带向蓝色地球。当今美国一霸。我认为美国人不仅仅输出的是大兵,而是好莱坞的电影。不要老认为它的军事力量强大,走哪打哪。我觉得影响世界的还是美国文化。现在美国人生产的广播节目占全世界总量的65%,电视是75%,电影是80%。互联网影响力更不用说。主要控制在美国。它就是舆论霸权,文化霸权。我们多少人被好莱坞的电影给影响了,你很难避免它的影响。

  人类的发展史和文明史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所有的帝国最终都是要衰败的。没有永恒的帝国。美国要衰败的。假如中国将来崛起必须是文化。人类的文明史是这样的。中国的文化史也是这样的。

  看一下中国的历史很有意思。中国的历史包括汉唐盛世,北宋经济繁荣的时候,一直是受游牧民族的袭扰。虽然中原开拓力不够,但中原文化的同化力很强。你不是打进来吗?没问题呀,打进来我就把你同化了。同化了你的地皮就是我的。鲜卑进入中原,到了大同开始同化,到了洛阳同化结束。女真人进中原,当时熹宗皇帝反复颁布禁令,不允许学汉文化,担心被同化了。结果元军进中原的时候,已经把在中原的上百万的女真人视作汉人。为什么呢?同化了。只有留在东北的那支女真人几经迁移,几经民族融合,形成了后来的满族共同体。满族人进中原的结果怎么样?也被同化了。中原文化的同化力很强。你若不信,我讲中国历史上两个铁女人,一个是武则天,另一个是慈禧。武则天临死的时候,没有把权力交给武姓家族,而是还给了李唐天下。她去帝封后,埋在了乾陵。慈禧呢?权倾天下,影响了中国的近现代。但其临死的时候留下一句话:千万不要把权力交给宦官和女人。她本身是女人,反对把权力交给女人,什么原因?就是无意识之中被汉文化的儒家文化给改造了。儒家文化讲什么?“三纲五常”,“夫为妻纲”。以上这些无论是同化也好,被改造也罢,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力量的强大。大家知道中国人的冒险性很弱。你到海洋里面看一看,所有海峡的名字没有一个是由中国人命名的。如英吉利海峡、戴维斯海峡、白令海峡等等。什么原因?两大原因:一是人种的原因。西方人是吃肉长大的,血液里流的是冒险。中国人是吃谷物长大的,血液里流的是平和。再一个原因是文化。儒家文化讲的是什么?“父母在,不远游”。“发肤受之父母,不能毁损”,久而久之,就造成了一个民族的人文性格。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三)关于独立人格

  我们还得关照现实来分析我们的传统文化某些不利的东西给我们的精神领域、文化领域带来什么影响?这有利于我们把握这个问题的重要。文化关照现实。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用不同视角,不同的切入点来看这个问题。我这里也选两个切入点。一个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来的,提高执政能力的问题,“七?一”讲话中也讲到“四个危险”、“四个考验”。其中讲到一个能力不足的危险。一个执政党没有执政能力不行。那么怎么提高执政能力?我觉得必须解决独立人格的问题。因为没有独立人格就没有独立思维,没有独立思维就没有创造,没有智慧。再一个是大国的崛起需要大国国民。怎么产生大国国民?必须要有文化的塑造,这也是“七?一”讲话和六中全会《决定》都强调提升民族的人文品格、文化素养问题,价值观的问题。

  我们先从独立人格这个问题上看一下它和文化关照。我个人有个基本的判断。我认为中国的官员普遍缺少独立人格。有文化的原因,也有体制的原因。我到香港,和董建华的顾问张先生讨论过一个问题。张先生讲,中国大陆从前苏联学到了两个东西:一个是高兴不高兴都要鼓掌;
二是同意不同意都要举手。我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改革开放之前,大陆有这个问题。比如当年中央开会,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公贼”,除了一个叫陈少敏的女同志以心脏病发作为由没有举手,其余的全举手了。那是一个脑袋思维,一个声音说话的年代。一个脑袋思维、一个声音说话,可以出现最好的,但不能保证避免最坏的。出现最好的,皆大欢喜;
出现最坏的,那是一个民族的悲剧,政党的悲剧。文革就是悲剧。随着我们党的思想解放运动,当代社会的宽容度不断提高。允许大家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一个党的进步,一个民族的进步。因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人,走多远,就看你的胸怀有多大。现在我们领导人的观念还是很前卫的。政治局委员汪洋就说过一句话:要允许人说错话。习近平同志到卡塔尔访问时,发表了一个“鸟论”(鸟论是我下的定义)。面对媒体问他,说国内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怎么看这个问题?习近平问答说,一个笼子里有爱叫的鸟。如果把爱叫的鸟都赶出去,那么笼子里就不热闹了。我讲这个事情是想说现在包容度很高。但从研究问题的角度来说,你不能说张先生说的没有道理。河南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也叫杜二蛋。法院审杜二蛋的时候,他给自己辩护,刚辩护完,旁听席上有人“啪啪”地鼓掌。法官很生气,准备以涉嫌扰乱法庭秩序把他撵出去。鼓掌的是一局长。他说:“我不是扰乱法庭秩序。以前杜书记讲话,讲什么我都鼓掌,习惯了。”“习惯了”的问题是经常发生的。北京曾开过20多国央行行长和财长的会议,会上胡锦涛同志有个重要讲话,讲的很好。主持人讲的不好。主持人三次讲到感谢胡主席到会做重要指示。按照我们的话语体系,什么叫指示?指示就是命令,是必须执行的。这些都是独立人格丧失的表现。所以说没有独立人格,要提高我们的执政能力是很困难的。

  大国国民也是这样。没有大国国民的胸怀和心态就没有大国的崛起。大国是需要大国国民支撑的。现在很多人是大国小民。你到网上去看一看,我们很多网民,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暴发户心态。这里我强调的还是大国国民一定要有大国的胸怀。国民要成熟。不成熟,不理性,就很难进步。比如讲民主问题。大家都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胡锦涛在耶鲁大学演讲中说,没有民主中国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列宁早就讲过,没有民主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十七大报告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重视民主但要有民主素质。没有民主素质给你民主你可能滥用民主。国民素质必须提升。没有文化支撑不能提升起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年初日本大地震,我给中央写了个内参,提出我们“借机要实现中国对日的战略突破”的问题。后来我把不能公开的删除了,把可以公开的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叫做《跳出历史羁绊,步入大国境界》。我知道这篇文章出来后肯定要挨骂的。因为在对日问题上,现在是什么心态呢?你只要骂日本人,就一定会带来喝彩:“好呀,好呀”。但你只要理性地去分析对日关系问题,你肯定挨骂。我知道挨骂,但想不到骂得那么厉害!文章登出来以后,网上有人发贴子“求证公方彬是不是汉奸?”其实许多人根本没有看我的文章,一看前面骂我“汉奸”,也跟着骂“汉奸、汉奸、就是汉奸”。这就很不成熟,不理性。那么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思想教育很重要。但思想教育只告诉你一个条条、一个结论是不行的。因为所有这些都是文化浸染的结果,文化塑造的结果。不从文化上突破,你显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四)关于文化的创造

  坦率地讲,文化的创造是我们的软肋。北京电视台曾播过我的一个报告,就是《关于中华民族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文化能力文化特征分析》。我对比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比较的结果很沉重。远的我不讲,就讲近一点的。世界上个100年,重大发明18项,其中美国人完成9项,英国人4项,前苏联3项,德国人1项,只有基因图谱排序吸收中国参加,但我们仅占1%的工作量。美国几个学会评出来的影响全人类20世纪的重大发明20项,没有一项是我们发明的。是中国人不聪明吗?不是!世界两个大学联合对有代表性的60个人种进行了非文字推理能力的测试,结果证明中国人很聪明。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平均智商105;
美国、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平均智商100;
南亚、北非、世界大多数国家平均智商85;
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平均智商75。我反对民粹主义,也怀疑测试的科学性。但有一点肯定,中国人很聪明。为什么没有原创性成果呢?有人讲,聪明劲儿用错了地方!再讲一个事例。当年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凸显了中国人的聪明。那个时候,打电话是打硬币电话,他把那个硬币穿个孔,用根线拴起来,一提一放、一提一放,一直在打。他问:你们日本人不懂这个吗?日本人说:没考虑。他说:你们日本人真傻!这个有点黑色幽默。我认为根本原因在哪里?还是梁启超先生说得好“中国人缺少高尚之目的”。严复的一句话也印证了这一点。严复讲,“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说的很尖刻,听得很刺耳。但是确实引起我们的思考。怎么解决创造的问题,精神世界要突破。否则不行。我们文化创造之所以弱,担当精神不够。去年上半年,我在《中国青年报》发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中国为什么难出思想家?我从制度设计,包括文化传统、人文心理去分析,至少我可以说如果我们这个国家没有为民族担当的精神,不能按照中央提出来的在文化建设中担当起我们的责任,就不能保证文化的真正突破。人在社会中有三种状态:先行者、落伍者、守中道不逾矩者。先行者要牺牲,落伍者遭淘汰,守中道者最安全。检验一个民族优秀与否的一个重要尺度是看其先行者多还是不多。所以,没有高尚的目的,就不敢牺牲;
不敢牺牲,就没有创造。因为创造是要付出代价的。先行者要承担代价,要做出牺牲。你不敢牺牲,就不敢先行,不敢先行这个民族就不可能有原创。所以我们要考虑我们以什么精神支撑我们前进。没有高尚的思想境界就不可能按照中央的要求实现文化的突破。

  二、核心价值观

  (一)关于博弈的理论

  讲核心价值观从哪里讲起?很长一段时间,世界上有一个“中国威胁论”。如何才能消除“中国威胁论”?我认为一方面,西方要放弃冷战思维;
另一方面,我们要把握世界的精神脉动,找到着力点和突破口。世界有什么精神脉动?四年前,我通过《光明日报》的“国内动态清样”,给中央领导写了个分析报告,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大国博弈已经或正在进入以核心价值观为支点的时代”。国家间博弈有三种形态:政治博弈、利益博弈和核心价值观博弈。

  政治博弈——上世纪90年代以前,形成了以美苏两大霸主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的对峙。那个时候国家交往看社会制度。比如,二战结束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一个基本的考量标准就是看制度,看你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前者被排除之外,后者则给予援助。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西方产生了一个“意识形态终结论”。现在,谈意识形态终结为时尚早,因为国家交往还是要关注社会制度,但已经出现弱化,这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世界上现在没有哪个国家说,你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我是资本主义制度国家,我们有限交往或不交往。但我讲的还是表面的变化。实际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

  利益博弈——利益很重要。国家交往,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马克思主义认为,离开利益就会出丑,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但利益这个东西,是只做不说的东西,可以做,不能说;
或者是多做少说。说多了就会影响形象。今年上半年,商务部副部长在接受媒体访谈时讲到,截至目前,我们的外援为2500亿人民币。在回答外界质疑时讲“我们的外援主要是基于友谊”。友谊是什么,不还是利益吗?我觉得我们要讲“道义”。你一讲“道义”你的境界就起来了,就高于别人,这才像大国,这才是大国崛起的制高点。国家要立起来,就要占领制高点。有些事情说多了,不利于形象。这给我们启示:利益博弈可做不可说,或多做少说。

  核心价值观博弈——这是既能做也能说的东西,并且喊得越响,道义感越强。大家看一下,德国的默克尔,法国的萨科齐,打出来的旗号就是价值观外交。我们的近邻日本,国会曾经搞过一个价值观外交委员会,甚至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马英九上台的时候也讲过一句话,到现在?继续讲,“与大陆主要不是主权之争,而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区别”。核心价值观的博弈凸显出来以后,对我们的挑战是很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远大于西方。因为相对而言,精神领域的调节力,西方比我们要丰富。西方有三大精神调节力——政治调节、宗教信仰调节和职业意识调节。我们只有一个调节力,即政治调节。就宗教而言,西方的宗教传统很浓厚、很深远。西方文明有两个基本的源头,一个是古希腊文明,一个是基督教文化。诗人但丁说过,西方有两个太阳,一个是政权,一个是神权。我们呢?历史上,宗教是经常被切断的。北魏、北周、唐代,曾经三度灭佛,还有后周的灭佛,四次灭佛。宗教过于强大了,政权就要把其打掉,不允许它过于强大。我们的宗教传统不深厚,尤其是宗教对灵魂的关照不够。在西方,你绝对不会看到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放在一个教堂里面去拜祭。为什么?宗教是排它的。当年摩西带着希伯莱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西奈沙漠搞了个清教运动,就是为了避免出现偶像崇拜而影响了虔诚度。而我们呢?你完全可以在一座山上,儒、释、道都在里面,甚至到一个庙里面,你都可以看到几个教在一起拜。为什么排它的宗教在我们这儿可以和谐共处呢?其根源在于功利性因素的作用。这就带来了我们的宗教对灵魂的关照不够。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宗教传统不浓厚,它起的社会调节有限,尤其对人们灵魂的关照不够。所以宗教可以说在中国不是主要的精神调节力,至少到目前还不足以成为我们精神世界最重要的支撑。那么职业意识调节呢?职业意识调节也不行。职业意识调节怎么来的?它是伴随着工业化大生产运动而来的,是工业文明的成果。西方有几百年工业革命的历史,中国呢?改革开放前主要是农业经济,改革开放才发展起来。农民是没有职业意识的。所以这就来了很多问题。我以前曾给军委总部写报告,就提到军队必须实行职业化。去年底,我到加拿大访问回来后给军委写了一个报告,建议中国军队必须走职业化的道路,但现在不具备条件。为什么我得出这么一个判断呢?文化基础问题。我从加拿大回来以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我在加拿大访问的体会和感想,旁边配了一幅我和加拿大国防部一位接待的军官的合影。他是上尉,我是资深大校。大家想一下,如果我现在还是个上尉的话,在中国当前这种文化环境中还能生存下去吗?绝对不行!接待我们的时候,他们的二号人物,相当于我们的军委副主席,带着一个士官长与我们对话。他说,“我回答不了的问题,由他来回答”。那个士官长很悠然自得地与我们交流。我们再想一下,我们的军委副主席带着一个士兵去对话,这个士兵还敢说话吗?对于他们来讲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的观念是“我们职务、级别有差异,但我和你是平等的”。是不是真正做到平等,咱不好说。但文化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恐怕是肯定的。在我们这个文化基因还没有改善的情况下,你走职业化怎么走?如果我们现在实行职业化,老的不退,新的不上,都在上尉或少校这个层级积压着,社会能接受你吗?所以职业化走不通,职业意识调节力也不行。由于宗教调节力和职业调节力的不足,我们就把精神调节力主要寄托于政治调节,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寄托,但这与国际政治深刻的变化不相适应。二元对峙的时候,阶级的对抗是你死我活的,正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种情况下,要凝聚本政治集团的力量不困难。但核心价值观的博弈,内含着政治,外显的是文化。随着世界政治的深刻变化,主要依靠政治调节力凝聚自身精神力量的模式或做法已经落伍。也就是说,在当前的情况下,以政治调节凝聚本集团的力量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以至于有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调节力的真空。不是有种说法吗?“政策出不了中南海”,“总理不如总经理”。今年3月份,中央政府要求各个城市出台房地产调控措施,到了3月底,几十个城市没出台。出台的城市,只有北京一家房价是下降的,符合中央要求,其他的全是涨价。与中央政府背道而驰。再比如,今年6月份,中央政府要求国家各部委在6月底公开“三公”经费情况。结果到了六月底,90%以上的部委没有公开。不听中央的,太可怕了。我们就三大精神调节力,宗教信仰我们不行,职业意识调节也不行,就剩下政治调节。政治调节也失去了功效那还了得?那不是调节力的真空吗?那社会不就乱套了吗?那怎么执政呀?所以中央为什么这次强调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是我们的灵魂,在骨子里强调我们的遵循。这个随着时代的变化在我们的精神领域找到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这次六中全会强调的核心价值观。

  (二)关于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

  1、和谐世界

  世界怎么和谐?要实现世界和谐,就要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找到一个交流的切入点。可以说,当前我们在国际社会交往中面临的冲突很多。什么原因?我觉得与核心价值观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核心价值观影响的是制度的设计和权力的运行,进而影响到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这个问题不解决沟通起来就困难。咱们用实例说话。北京奥运会,我们搞了个圣火境外传递。当时想得很好,弘扬奥运精神,向世界展示一个开放的、强大的中国。结果欧美国家的反应大出我们的预料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委屈的。什么原因呢?有西方冷战思维的因素,但我认为是核心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和价值判断。西方人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看一下世界的奥运史,以往只有两个国家搞过圣火境外传递,一个是纳粹德国,一个是曾经军国主义的日本。德国搞了个欧洲传递,日本搞了个亚洲传递。好家伙!你来个世界传递,还告诉世界你强大了!什么意思?另外,在传递过程中,你既不打奥组委的旗帜,也不打所在国的旗帜,到处是红海洋。是你中国开奥运会,还是世界开奥运会?所以国际奥组委正式宣布,从此不再搞圣火境外传递。我们成了绝响——再没有第四家了。尤其是传递过程中屡屡发生冲撞。你看美国CNN主持人辱骂中国人,借用电影《天下无贼》葛优的那句台词,“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中国的网民非常不高兴,中国政府也不高兴,外交部三次让CNN主持人道歉。还有,巴黎市市长授予达赖喇嘛“荣誉市民”,我们也非常不高兴,我们向法国表示抗议。我们对不对呢?你辱骂我们,我们让你道歉;
你把我们的分裂分子奉为座上宾,我们表示抗议,这没问题呀!但他们觉得有问题。西方人就讲我们,“你的行为就意味着,一个人、一个城市得罪了你,你一个国家要收拾他;
某一国家惹你不高兴,你要收拾一个国家。那你中国强大以后,谁不听你的你收拾谁,你不是威胁是什么呢?”他们由细节推导的结论是:中国强大起来必然是威胁。我们肯定会说,那你还是冷战思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世界已经进入中国,你们不应该那么多的误读。这就有个问题:中国走向世界了没有?

  我个人认为,从经济领域来看,中国已经走向世界毫无问题。目前中国GDP全球第二,去年工业生产总量超过了自1897年以来占据老大地位的美国,占全球工业生产总量的19.8%,而美国为19.4%。我们对世界影响到什么程度?前几年,我和儿子到南美去探亲,回来时经过美国,我带儿子到迪尼斯公园游览。临走的时候,儿子要买一个地地道道的洋玩具,结果找了半天,愣是找不到一个,全是中国产的。美国有个家庭主妇,偏执地认为因大量进口中国产品而影响美国就业,心里很不高兴,通过媒体高调宣称,“一年之内不买一件中国的产品”。结果只坚持了半年,实在坚持不住了。中国产品便宜呀!中国的工业产品影响世界,没问题!但中国的文化还远没有影响世界,我们对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产品上的出口之少与进口之多,悬殊是十倍到几十倍!文化产品出不去,别人对我们就不了解,甚至不理解。奥运会刚结束,有媒体在美国纽约大街上搞了个6000多人的问卷调查,要求讲出三个中国人的名字来。绝大多数人只能讲出一个中国人的名字,要么是毛泽东,要么是姚明。他不知道你是谁。前不久国家搞了一个由50个名人组成的作为国家名片在纽约大街上播放。其中有我的朋友,发短信给我说我是国家名人了,你看一下。我说我不看都知道你是谁,而美国人看了也不知道你是谁。别以为你研究美国那么透,美国人是研究全世界的,到现在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是拖着长辫子的。不了解你。不了解你带来什么问题?误读中国人。现在世界怎么形容中国呢?说中国是进了瓷器店的大象,表面上很柔和,并且还没有碰碎什么,但瓷器店的老板已经惴惴不安了。他担心大象的鼻子一甩,一个罐子给打碎了,一转身,一片给打倒了。他为什么担心呢?关键是不知道中国人按什么套路出牌。西方认为,世界大国在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中承担或担当什么角色是清晰的,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很含糊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参考消息》经常转载一些西方大国的评论,世界激烈辩论“中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西方认为,世界大国的军事力量对内对外都是透明的,中国人不透明。比如,印度要建个航空母舰,还没开工就公布为什么要建、建多大规模。他们说“你中国肯定已经开始建了,你就是不承认”。前段时间承认了。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的观点是不该公开的东西打死都不能公开,捂不住的该公开的还是要公开。一方面我们批西方的冷战思维,遏制中国;
另一方面是不是我们的方式也要调整。我们的海军领导到美国访问的时候,美国人问“你们是不是建航母了”?领导说“没有,没建航母”。你说没建航母,人家一下就把照片拿出来了。现在的卫星分辨率那么高,那么个大东西杵在海里,盖得住吗?盖不住的东西,你不承认,它不容易引起非议吗?还有一次我们的导弹打卫星,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美国人就盯着我们问“你为什么导弹打卫星”。我们不吭气,越不吭气,美国人就使劲儿地问,我们很生气,“我就不告诉你,你怎么着?”你越是不告诉他,他越是盯着你,最后引起轩然大波。美国人也搞了个导弹打卫星,波澜不惊。他还没开打之前就说,我这个卫星里面有几十公斤有毒物质,如果落在某一个国家,它会污染环境,打掉就没问题了。“嘣”的一个导弹打掉了,啥事没有。其实这个理由也很牵强。但不要紧,我告诉你了,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这就给我们启示,我们是否也给他一个理由。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的时候,一再告诉世界,我们是和平发展,你们要善于倾听呀!这又来了问题。东西方思维的差异。西方什么思维?他们认为,政党要轮替,政府要换届,总统是靠不住的。政党向我承诺什么没有用,因为政党要轮替,这个政党承诺的,下一个政党上来就不认账了。政府是随着政党的轮替而轮替,它承诺什么也没有用,政党轮替,它就跟着走人。总统个人权力有限,更是靠不住。他们习惯于按照西方自身的逻辑来对待这个问题,而没有注意到中国政治制度与他们的根本不同。中国是大政府小社会,西方是大社会小政府。西方很多事情都是自治组织来完成的。政府的权力很有限。有限到什么程度呢?去年我到加拿大,看到在温哥华一片高楼区内有一个小房子,显得很不协调。导游讲这是一个钉子户。我说那你拆呀。他说拆不了。房主是两位老人,是兄弟俩。他们已经住进政府办的养老院了,但因老年痴呆而签不了协议,致使无法拆迁,政府决定等老人去逝后再拆。你看,他们比不了我们吧。我们想拆哪儿就拆哪儿。不服气就把你当成精神病患者送进医院养两天去。我们的政府与他们的政府有很大的不同,这就带来了彼此之间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不一样。

  当前,西方关注什么?关注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渗入一个民族血脉里面的,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根本价值追求。比如西方早期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平等、博爱”,目前是“民主、自由、人权”,北欧增加了“公正”和“互助”。核心价值观影响到制度设计和权力运行,进而影响到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西方人认为,中国人如果想要告诉世界自己的出牌套路,就请把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告知世界。要构建和谐世界没有核心价值观是不行的。

  2、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什么特点?和谐社会是多元的、包容的。不包容多元的,社会不和谐。因为我们的社会变化了。有“两个变化:一个是政党的变化;
一个是社会结构的变化。随着我们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社会结构的变化,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价值系统发生了很大变化。革命党与执政党不一样,革命党是打破为主,而执政党是建设为主。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影响很大,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是一元的经济结构——国营集体经济,伴随的是一元的价值观,那时党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可以互替互代。比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既是党的,又是社会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经济结构变得多元,国营、民营、外资、混和经济。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结构变了,价值观肯定要变,再用党的核心价值观作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不灵了。必须找到主流价值观来引领,否则就发生冲撞、导致紊乱。

  我前面谈到精神调节力的问题,革命时期与建设时期不一样。我们党在革命时期创立的“阶级仇、民族恨”,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话语系统,现在没有人再提这个话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替代的东西,至少我们的话语系统和思维方式还没有跳出来。大家想一下,这种模式还有没有用?我认为,就目前而言没有用。但在革命时期有用。当年,我们党就是采用这种模式调动了强大的革命力量。比如井冈山时期。开始我们打土豪、分田地,把土豪的浮财没收来,分给老百姓。白天我们分给他,晚上他就送回去。因为儒家文化教育的是,别人的东西不能拿。我们看到这样做不行,就动员民众诉苦,挖穷根。一挖,老百姓认识到,“原来我们是敌人呀,原来你是剥削我的!那我干嘛不要呀?”就这样,革命力量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了。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搞了个“三大运动”,其中有个“诉苦运动”。当时,俘虏了上百万国民党军,怎么把他们变成“革命战士”?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还是采用了这个办法——诉苦。一诉苦发现,“原来我们受苦是你蒋介石国民党干的呀”,调转枪口就开干。一个诉苦运动就解决了问题。

  而今天还能采取这个模式吗?不行啊。当今中国对抗性阶级已经消亡,代之的是阶层,利益划分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情况下,再讲阶级仇行吗?显然不行。某媒体刊登了个小故事:一位年青母亲带着十多岁的女儿到剧院看舞剧《白毛女》,目的是让女儿受受教育,感受一下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看完后问女儿受没受到教育。女儿回答“没受教育,这个舞剧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女儿指出两大问题,“一个是借债还钱天经地义,杨白劳跑什么跑?第二,喜儿太傻了吧!如果是我就嫁给大财主了,一夜之间就暴发了,干嘛跑到深山里受苦?”你看,再讲阶级仇行吗?民族恨也是这样。什么是民族恨?伴生的就是爱国主义。什么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对祖国的深厚感情。爱国主义有载体呀,那就是建国之初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大批科学家放弃国外优厚的生活,回到国内搞建设。那是道德的化身、爱国主义的典范。今年四月份,中央向全党推荐了5本书,其中一本为《钱学森精神》,让我来评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大报和《求实》杂志都登载了这篇文章。我就谈到:钱学森的精神可以传承,其行为不可复制。因为现在许多“海龟”,回来以后成了“海带”,你让人回来干嘛呢?你解决不了人家的工作问题。再说,中国作为大国,它正在走向世界,要承担国际义务,回来是爱国,出去未必不是爱国!现在我们颠覆了很多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过去讲很有力量,今天讲就不行。所以,讲爱国主义,如果是僵化地、没有发展地去讲,那也要出丑。比如前一段时间,媒体炒作那个“可口可乐”要兼并“汇源果汁”。网上有个愤青,抱着头猛哭,“哎呀!了不得呀,那是民族工业呀,一定要保护!”哭了半天,哭错了。因为那个“汇源果汁”登记的就是海外公司。这是海外公司与海外公司谈婚论嫁,你哭什么呀?法国“达能公司”与“娃哈哈”打官司,愤青在网上又是闷头猛哭。哭了半天,又哭错了。因为那个宗庆后持有美国护照已经9年了。这就是说,僵化地判断问题、惯性思维达不到预期目的,有时候还出丑。再比如,我这个年龄,从小就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能不能打倒?我认为,不能。美帝国主义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4,大前年我们与美国的贸易总额绝对量不是特别大,3300亿美元,但我们的贸易顺差60%来自美国,前年外贸顺差的73%来自美国,去年外贸顺差的105%来自美国。有人讲,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中,获益最大的国家有两个,一个是美国,另一个就是中国。美国在高端,中国在低端,中国是制造业的大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消费量下降我们的经济绝对承受不了。再加上联系确实紧密。到今年6月份,我们买了美国的国债为11735亿美元。我们在美国的金融资产是16000亿美元。所以它 的经济出了问题,我们也够受的。当然,只要是帝国主义,最终我们是要把它打垮的,但是要慢慢来,要靠我们制度的先进性,靠我们强大起来以后把它挤垮,而不是以暴力的方式把它打垮。因为你把它打垮了,你自己也麻烦了。

  到这里我想讲我们的社会变化很大。不解决核心价值观问题,我们社会和谐不了。虽然说我们所有的行为不是取决于核心价值观,而是取决于道德价值观。就是说我们的行为不是天天和核心价值观挂钩的,而是和道德价值观密切联系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价值观什么关系呢?三个概念:价值,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什么是价值?价值是得失、荣辱、善恶、硬不硬、该不该,反映的是客体对我们的意义和有用性。价值观是我们在处理价值过程中持有的根本观点和方法。核心价值观是在整个价值体系中居主导地位、起决定作用的那一部分。价值观是多元的,核心价值观是唯一的。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涉及到反映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运行之中,蕴含在制度、政策、法律、道德之内。核心价值观有什么作用?它对我们的价值取向,价值实现,价值追求起到引领作用。它对多元价值观起整合作用,它对我们的意志和力量起凝聚作用。它对我们境界提升起奠基作用。历史一再表明,一种核心价值观兴起和没落,最后反映的一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集团的兴起和没落。失去核心价值观支撑的经济繁荣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不行。因为核心价值观的缺失总是导致精神危机,进而是社会危机。

  我研究核心价值观比较早,核心价值观作为一个哲学命题它是古老的。作为一个企业的文化命题,也是改革开放之后引进来的。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属性的命题它应该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核心价值体系算起。我研究三大核心价值观。一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二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三是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如果我们不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道德价值观就解决不了。这也印证了中央重视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一个社会追求什么,一个人追求什么。这个问题不明确不行。文化往哪里走?也得需要思考。我觉得文化有三个层次:消费文化,认知文化,审美文化。我们社会文化处在消费文化状态。达到认知文化和审美文化距离还有点远。消费文化的特点是感官刺激。我在一个高层论坛上曾经讲到,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反腐败的希望在哪里?有人说那你是对共产党反腐败没有信心。我说不是这样的。关键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除了制度上没有管住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精神没有获得归宿。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往哪里走?我们现在经济发展的很快,口袋里的钱比以前更多了。但是我们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深圳最开放、经济最发达,但其自杀率在中国首屈一指。刚刚广东那边就幸福指数公布了9个城市的排名,深圳排在最后。一个城市没有文化的积淀,没有精神的归宿,经济越发展,可能痛苦越多。因为规律表明,一个人没有饭吃的时候,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找饭吃。有了饭吃以后生出了许多事情。什么事情?主要是精神领域的。我们的幸福指数很低。去年世界公布的幸福指数最高的地区是拉美。最高的国家是哥斯达黎加。这就意味着,金钱不是一切。也意味着我们核心价值体系为什么这么重要。金钱可以带来满足感,但不必然带来幸福感。现在我们物欲的东西太强了,再伟大的政府,再强势的政府都不能满足人们无度的欲望。当你达到一个只追求感官刺激的时候,这个社会是最危险,最可怕的,也是最没有幸福感的。

  由于现在我们的评价体系出了问题,核心价值体系还没与确立起来,所以出现了精神撕裂、族群的撕裂,这就是矛盾的所在,也是六中全会把核心价值体系放在第三个大问题进行全面阐述的重要原因。

 三、信仰和信念

  (一)信仰与一个民族的关系

  信仰、信念问题需要我们很好地思考。在改革开放之后,大家都讲“远离崇高”,“金钱拜物教”,结果搞了一个精神系统大大的放松。信仰重不重要?你看一下中国的历史上有三个“一万里”的活动:万里长城,万里丝绸之路,万里长征。“三个万里”有一个半是与信仰有关的。半个是万里丝绸之路。也就是说当年敢于过沙漠、闯戈壁、越雪山的都是什么人呢?一个是为利益而来的商队,再一个是传播佛法的僧侣。所以有道是“西域古道上,丝绸西去,佛法东来”。一个是万里长征。云南的迪庆州和四川的甘孜州之间的直线距离并不遥远,但要翻越,非常困难。因为那是连绵雪山。历史上靠两条腿走过这段距离的只有两支队伍。一支是喇嘛教的僧侣。另一支是中国工农红军。两支队伍区别很大,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都在追求精神的天堂。可以说,信仰对于一个民族、一个集团、一个人都很重要。这次六中全会《决定》涉及这个问题,绝不仅仅是对着一个政党来的。因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它是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

  讲到信仰与一个民族的关系,往往要提起犹太民族。犹太民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在基督教产生之前,就被罗马人、波斯人、希腊人、埃及人驱赶和屠杀。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那是三大教爱恨情仇的地方。耶路撒冷是公元前1000年大卫王和他的儿子所罗门建起来的。寓意是和平之门。自建到现在就没有和平过。一次一次屠城。基督教到哪里,犹太人被驱赶、被屠杀到哪里。当时,基督教只有一个要求,改变信仰可以免死。结果,成百上千的人在广场上被活活烧死,而不改变信仰。历史上迫害过犹太人的国家有很多,英国人、法国人、奥地利人、立陶宛人、俄国人、德国人等等。二战时期,犹太人非正常死亡600多万人,仅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就屠杀了100多万,怵目惊心!但这个民族没有凋敝,还出了很多伟大的人物。改变世界历史的东西不多,仅犹太人就创造了三个——基督教、马克思主义、原子弹。这是信仰对一个民族的影响。

  (二)信仰与政治集团的关系

  信仰对政治集团也很重要,一个政治集团失去了信仰,表面的强大不能掩盖内在的虚弱。有2000万党员的苏共,一夜之间垮台。罗马尼亚6个公民中有1个党员,齐奥赛斯库逃跑的时候,没有人伸出援助之手。什么原因?没有信仰。当年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和廖仲凯对话,说国民党已死,只剩下国民党人,而没有国民党。一个政治集团,不是为信仰而来,而是为利益而来的时候就非常可怕。当利益大于代价的时候,呼啸而至;
当某一天代价大于利益的时候,需要你为此担当的时候,就会作鸟兽散。

  我是个军人,为了解读信仰,我用三支军队来比较。满清的八旗军、国民党的北伐军到后来的国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支军队一比较,大家就感到信仰的力量有多大。先看满清的八旗军。当年满族人,借助10万八旗军,马踏中原,征服一个偌大的中国。它靠的是什么呢?王朝兴起的那个势能。但到王朝后期,国运衰败,势能没有了,这个时候就需要补充新的精神力量了,但做不到。因为满清王朝没有国歌唱《采茶歌》,没有国旗打黄龙旗,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家天下。结果到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进北京,八军联军进北京,一触即溃,望风而逃。再看国民党的北伐军到后来的国军呢。北伐的时候,带着“三民主义”的信仰,所向披靡。但到了后期,国民党的军队蜕变为四大家族的“家丁”,就没有信仰了。所以莱芜战役中国民党守军5多万人,几乎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以至于王耀武感叹地说,“就是一群猪,让共军来抓,也不至于消失地那么快”!中国人民解放军自诞生以来,在所有的对手面前没有大的败绩。什么原因?就是在共产党创立的先进的理论思想和文化基础上保证了这个军队超越其他军队。我军的牺牲精神在所有的对手面前没有可比的。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抗美援朝。我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的时候说,抗美援朝的故事不能带着感情去回忆,承受不了,灵魂承受不了。主持人让我讲两个故事,故事还没讲完,热泪横流!九兵团主要是南方兵,入朝时穿的是华东军区的冬季服装,团以上军官还没有发棉衣。原计划到沈阳去休整、换装。结果火车开到山海关,中央军委派人拦住列车,因朝鲜战事吃紧,立即入朝。火车直接开向边境。边防军一看,大为震惊,因为那年是50年不遇的严寒,零下40°C。那可真叫滴水成冰!所以边防局一看很紧张,赶快动员官兵换装。由于边防军太少,时间太紧迫,有的棉衣脱下来,还没有来得及送到火车上,火车就开走了。一个班二三条薄棉被,那已经不是御寒,而是勉强不被冻僵。入朝第一天,冻伤700人,八、九天的时间,没有吃到一口热饭,都是啃冻得像石头一样的土豆。三天的口粮,剩几口炒面,舍不得吃,等发起冲锋的时候,吞下肚子补充热量。就是这样一个军队,打了一个改变世界历史的长津湖之战。有一个连队,除了一个掉队的士兵和一个送通知的通信员以外,全连都冻死了。临死的时候还保持着冲锋的队形。还有一个连队,也是全连冻死,收拾遗体的时候,手和枪分不开。长津湖之战冻死4000人!整个长津湖之战,九兵团15万人,三分之一伤亡。这一点,就是我们的对手也为之震撼。美军就讲,参加过对德作战、对日作战,对德军和日军的牺牲精神已经为之震撼,但相比较中国的军队,无法比拟!中国的军人面对美军炽烈的火网,像不在意似的,第一波倒下了,第二波跨过尸体继续前进,还有第三波、第四波。他们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姿态,就像殉道者似的。那不是因为命令和纪律,一定是信仰!他们信仰共产主义,憎恶帝国主义,相信战争是正义的。为什么核心价值体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首要的东西呢?马克思主义勾画了什么?就是政治信仰,共产主义信仰。为什么把它作为核心价值体系第一位的呢?就是解决信仰问题。

  (三)信仰与个人的关系

  有了信仰的人不一样!革命先驱,大家耳熟能详,我就不讲了!我只讲另外两个人,一是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变法失败,谭嗣同本来可以逃生,当时日本使馆就讲,保证把他送出中国去!谭嗣同说,我不走,各国变法都是流了血才成功的,中国没有人为变法献身,所以不发达,现在就让我开这个头。一般来讲,人是避死求生,谭嗣同是避生求死!与此相一致,那就是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死亡,是自耶稣之后影响最大的!西方文明有两个基本的源头,一个是古希腊文明,另一个是基督教文化。苏格拉底对古希腊文明是有贡献的。但由于他的理念与执政官、社会发生冲突,所以要判他死刑。面对城邦的500名法官,苏格拉底以精妙绝伦的演讲征服了大家,同意释放他,但有一个要求:从此不再传播他的理念。苏格拉底说,“这办不到,只要我灵魂深处那个微弱的良知召唤着我,我就会拉着面前经过的每一个人,把我知道一切都告诉他,绝不顾虑后果!”不可避免,苏格拉底与谭嗣同的肉体都下了地狱,但灵魂进了天堂。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所以哪个政在文化建设中把“魂”解决好,政治信仰确立起来了,它才有强大的力量。

  六中全会《决定》在最后一个大问题还讲到党的领导问题。党的领导中很重要一点就是,不仅带领大家搞文化建设,首先这个集团的人要在文化建设中起带头作用。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是让群众确立,首先是领导干部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首先是最高领导层、决策层清晰地强烈地意识到很重要。作为领导层的人必须信仰坚定,才能领导大家去信仰。假如失去了信仰,仅仅剩下权力,那是没用的。我就讲国防大学刘亚洲。他在国防大学讲信仰,不仅把别人给感动了,他把自己都感动了!讲着讲着就讲不下去了,喝点水压一下!他讲出来的东西有征服力,是因为他做到了!他有自己的思想,敢于表达思想,强烈地为这个国家和政党去思考。我觉得非常难得。有的高级领导干部讲信仰,鬼都不信!还想把人感动,门都没有!所以政治集团的高层必须有信仰。

  我也有信仰。我信仰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现在能踏踏实实、发自内心敢这么说的人不多。我为什么敢这么说呢?两大原因,一个是理论上我解决了。第二个实践上我解决了。理论上解决了就是我认为所有的政治设计没有比共产主义信仰好的。没有剥削和压迫,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大家谁告诉我还有比这个更好的设计吗?有人说信仰远呀。我说不是远。信仰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不叫信仰。宗教在天堂,共产主义也在天堂。两个天堂都没有见过。为什么宗教的天堂没有见过,信仰的人还那么多?共产主义的天堂也看不见,信仰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宗教不仅告诉你天堂在哪里,还告诉你到天堂的路怎么走。共产主义只是告诉你天堂,但没有解决怎么走的问题。不是它本身出了问题,而是我们在实践上没有解决好,在理论上没有突破。理论关照现实关照的不够。再一个在实践上我也解决了。就是我资助贫困地区的学生读书已经进行了30年。到现在为止,我拿出了100多万,资助了628名贫困地区的学生读书。现在考上大学的346名,最早的在美国读完博士,进入了美国国家十大实验室之一——劳伦斯实验室,成了科学家。我资助的学生,今年有40人考上大学。现在,我每年要资助140多人。有人问我:公方彬,你在资助孩子的时候,你想到有人说你沽名钓誉吗?我说“知道”。“那你为什么还去做呢?”“既然我不认为是沽名钓誉,我干嘛不做?”他问我什么时候停止。我说两个:一是中国再也没有因贫穷而失学的孩子,二是我本人也进入贫困者的行列。二十年前,我在我的一本书《人生的醒悟》的序言中写道:“彻底的和绝对的奉献是没有的,所有的奉献都是为了得到。有人奉献物质是为了更多物质的享有,有人奉献金钱是为了得到精神的享受。”我就是为了得到精神的享受。

  讲到这我再补充三个问题供大家思考。

  一个问题是今天中华民族的信仰用什么来支撑?我们希望所有人都有政治信仰。但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人在信仰上有三种状态: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只强调功利没有信仰者。我希望大家都有政治信仰但肯定做不到。总有人不信政治信仰。那么我也不希望这些人没有信仰只强调功利。如果这样这些人很容易成为亡命之徒。六中全会《决定》强调核心价值体系试图强化信仰问题。但是我觉的难度很大。我们必须客观地思考这个问题。现在出现信仰的问题,有我们某些没有做好的原因,但确实是世界生态变了。大家想一下,革命时期,革命者背叛自己的阶级,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甚至牺牲生命。为新中国的诞生我们牺牲了370万有名有姓的烈士。其中有60万党员。“我为别人牺牲,我就有道德感和神圣感”,这就化为信仰。我们党没有独立于人民群众之外的自己的利益,但是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有利益。参与利益的分配,你还那么神圣吗?

  第二个问题,理论的问题。我党的理论,早期是共产主义信仰,后来讲社会主义,再后来讲初级阶段,现在讲和谐社会。理论越来越关照现实,这是对的。但是好像不解决精神往上走的问题。只有理论关照现实的部分,信仰就出了问题。我到加拿大访问,有一个在大陆是党员,移民以后当导游,他跟我们讲,我现在潜伏在加拿大,等你们打过来的时候,我就把那些所有的潜伏者号召起来,咱们里应外合把加拿大给灭了。虽然是调侃,这就告诉我们,如何在大陆你的信仰有理论和实践支撑,你如果换个土壤,就没有信仰可言,这还叫信仰吗?宗教信仰不因为环境改变而改变,你政治信仰,如果一改变环境,信仰就没有了。那还叫信仰吗?所以我就认为,这里面就必须要解决一个理论往上走和关照现实的关系。

  第三个问题,我们改革开放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叫“摸着石头过河”。浅水区,摸着石头过河。进入深水区,石头摸不到了,一脚踩空,就会被淹死,所以出现了理论支撑的问题。不解决理论支撑,各种思潮一冲击,原来的东西就垮了。要解决信仰的问题。核心价值体系提出来,就成为中央《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就需要我们思考怎么解决?以前我们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现在提出民主法治,勤政为民,这是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核心价值观。民主、平等、公正、互助这是支撑中华民族崛起的核心价值观。党在六中全会《决定》中讲核心价值体系也是一个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发展的理论。我们党提出这个问题是想引起全党同志的思考,六中全会《决定》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不是关门的,不是封闭的,而是发展的。


标签: 宣讲 全会 六中
相关文章

©2020 新文秘网 版权所有

本站资源来自互联网收集,仅供用于学习和交流,请勿用于商业用途。如有侵权、不妥之处,请联系站长并出示版权证明以便删除。敬请谅解!